社會融資總量指標是統計監測和宏觀調控的需要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金融業發生巨大變化，金融市場和產品不斷創新，直接融資比例逐步加大，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金融調控面臨新的環境和要求，迫切需要確定更為合適的統計監測指標和宏觀調控中間目標。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物價穩定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一般都要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合適的中間目標。較長時期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重點監測、分析的指標和調控中間目標是M2和新增人民幣貸款。在某些年份，新增人民幣貸款甚至比M2受到更多關注。然而由于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準確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因此只有將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和直接融資都納入統計范疇，才能完整、全面監測和分析整體社會融資狀況，也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因過度關注貸款規模而形成的“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即商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繞開貸款規模。這些表外業務主要有銀行承兌匯票、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以2010年為例，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95萬億元，同比少增1.65萬億元，但是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和委托貸款從金融體系新增融資達3.47萬億元，占社會融資總量的24.2%，同比多增2.33萬億元(見表1)。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物價穩定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一般都要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合適的中間目標。較長時期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重點監測、分析的指標和調控中間目標是M2和新增人民幣貸款。在某些年份，新增人民幣貸款甚至比M2受到更多關注。然而由于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準確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因此只有將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和直接融資都納入統計范疇，才能完整、全面監測和分析整體社會融資狀況，也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因過度關注貸款規模而形成的“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即商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繞開貸款規模。這些表外業務主要有銀行承兌匯票、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以2010年為例，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95萬億元，同比少增1.65萬億元，但是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和委托貸款從金融體系新增融資達3.47萬億元，占社會融資總量的24.2%，同比多增2.33萬億元(見表1)。
衡量一個指標能否作為調控的中間目標，有兩個重要標準，一是它與最終目標的關聯性，二是它的可調控性。實證分析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社會融資總量與主要經濟指標相互關系更緊密。衡量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在統計上一般采用相關性分析，測算得到的相關系數絕對值一般在0與1之間。相關系數越高，說明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越緊密。我們采用基于2002-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新增人民幣貸款與主要經濟指標分別進行統計分析(見表2)，結果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我國社會融資總量與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CPI的關系更緊密，相關性顯著優于新增人民幣貸款。
同時，我們采用統計檢驗進行相互作用的分析，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因此，可以對這兩個變量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以分析變量之間相互作用的長期均衡關系，并根據均衡關系進行預測。我們基于2002-2010年的年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測算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這說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有規律的，可以根據GDP和CPI等指標推算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相應的社會融資總量。通過完善金融統計制度，加強中央銀行與各金融監管部門和有關方面協調配合，可形成社會融資總量的有效調控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