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起草統一“解決要求”要求謝罪并賠償約3.5億元人民幣
本報訊在向日本法院起訴索賠無果后，二戰期間被強擄到日本的中國勞工將集體向日本公司索賠。昨天，二戰中國勞工聯合會及三菱勞工分會與中、日兩國律師在北京簽署“協定書”，將向日本三菱材料公司遞交“解決要求”，要求該公司向中國勞工及家屬謝罪，并賠償3.512億元人民幣。目前已有約300名中國勞工同意“解決要求”，將提出集體索賠。
二戰期間，三菱材料公司(舊三菱礦業公司)將2709名中國勞工強擄至日本做苦役，致使數百人死亡。近年來，幸存的中國勞工家屬多次到日本起訴，希望獲得賠償。今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判決，中國勞工案原告敗訴。中國勞工通過司法途徑向日方及企業索賠的努力遇挫。
對此，中國勞工對日訴訟中方代理律師康健表示，雖然敗訴，但法院肯定了日本企業強擄中國勞工做苦役的事實，并多次勸告相關單位給予合理解決。在司法途徑走不通的情況下，中國勞工代表首次簽署統一的“解決要求”，向日本企業集體索賠。
“解決要求”提出，三菱材料公司應對強擄3512名(包括轉包的803名)中國勞工并強迫勞動的事實，承認其作為企業應負的歷史責任，并對于給中國勞工帶來的精神上、肉體上的痛苦表示深刻反省，向中國勞工及家屬從內心表示真誠的謝罪。
“解決要求”第二條提出，三菱材料公司確認有義務向全體受害勞工支付全部解決款3.512億元人民幣。該解決款除了對受害者的賠償金之外，還包括尚未找到的受害者的調查費、祭奠追悼費，面向未來的歷史教育等事業費，一級信托基金的管理運營費用。
“解決要求”強調，這筆款項由三菱材料公司委托雙方都同意的團體(中國適當的組織機構)負責履行。
康健說，二戰中國勞工聯合會、三菱勞工分會與中、日兩國律師將共同推動全面解決有關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強擄及奴役中國勞工重大人權侵害賠償問題。
日方律師團律師坂口禎彥表示，將把“解決要求”跟日本三菱材料公司的律師溝通，然后正式向三菱材料公司提出，將在一兩個月內實現。
■對話律師
不是尋求和解必須道歉賠償
記者：為什么現在直接向日本公司提出集體索賠？
康健：中國勞工在日本的索賠案有14件，涉及三菱材料公司的5件。這些案件的訴訟都經歷非常艱苦的過程，但結果并不好，日本法院均判決原告敗訴。但訴訟的過程也有很大的收獲。最初，日本公司根本不回應是否存在強擄中國勞工的事實。之后，日本法院認定了強擄中國勞工做苦役的事實，但以“請求權已放棄”為由，駁回了中國勞工的索賠等要求。部分日本法院在審理后提出“勸告”，希望日本有關方面在可接受的范圍內給予解決。這成為我們向日本企業交涉的契機。
記者：訴訟的途徑走不通了，你們要尋找新的途徑？
康健：是的。但跟日本公司的交涉此前也有，這是第一次集體向日本公司提出“解決要求”。
犀川治(中國勞工案日本律師團律師)：在訴訟過程中，以及在訴訟結束后，都和三菱材料公司有過溝通和交涉，大約10次。被強擄到三菱材料公司勞作的中國勞工有多個工作地點，如果受害者分別與其交涉，三菱材料公司不同意。因此，我們決定統一解決要求，與其交涉。
記者：現在有多少勞工同意這一解決要求？
康健：以中國勞工聯合會為核心，目前有300多名勞工同意，還有陸續在聯系的。
犀川治：山東的部分受害者也贊同，已經和他們簽署了備忘錄。以“解決要求”為旗幟，只要是贊同要求的勞工，都應該團結起來。這次是第一次把統一的解決要求遞給三菱。
記者：提出索賠3.5億余元的依據是什么？
康健：人均2萬美元左右。此前有國外勞工賠償的先例，我們大體參照這一標準。
記者：在這之前，中國勞工和日方已經達成了兩次和解，即“花崗和解”、“西松和解”。這次，你們尋求的是否也是一種和解？與前兩次和解有什么區別？
康健：跟那兩次和解相比，我們的要求有4個明顯的區別。第一，不能以“中國人請求權已放棄”為前提；第二，不能有救濟的色彩，必須是賠償；第三，必須謝罪；第四，不能對受害者提附加體檢。三菱材料公司會怎樣回應，我們目前還不清楚。
記者：對此次解決的前景怎么看？
坂口禎彥(中國勞工案日本律師團律師)：不是非常樂觀，需要長期的努力。
康健：除了跟公司提出集體解決方案的途徑外，我們還在做多種途徑的努力，比如在其他地方起訴，還有其他途徑。
記者：其他途徑能說得具體些嗎？
康健：等做了再說。
擄走4萬名勞工致7000人死亡
■新聞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填補日本國內戰時勞動力的不足，日本政府內閣會議做出《有關向內地引入華人勞工》的決定。
根據該決定，日本政府與相關日本企業共同強擄了約4萬名中國勞工到日本，強制在日本全國135個工地做苦役，致使約7000人死亡。戰爭結束后，日本政府及相關企業未支付任何費用，也未謝罪和賠償。同時，加害企業由于強制中國勞工勞動，還從日本政府處得到了補償金。
三菱材料公司(舊三菱礦業公司)在二戰中與日本政府共同將2709名中國勞工強擄到9個工地做苦役，致使466名中國勞工死亡。
自1995年起，中國勞工受害者陸續在日本多家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及相關日本公司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及相關日本公司向中國勞工謝罪、賠償。其中，以三菱材料公司為被告的損害賠償之訴，分別在東京、福岡、宮崎、北海道及長崎地方法院提起。
經過十幾年在日本法院的訴訟斗爭，相關日本法院認定了三菱公司與日本政府在戰時曾共同策劃并實施了強擄及奴役中國勞工的事實，認定了中國勞工為此遭受了殘酷的虐待。
但是，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國人的“請求權已放棄”這一明顯違背法律基本原則的錯誤判斷，免除了日本政府及包括三菱材料公司在內相關日本公司的法律責任。
■勞工回憶
日本投降那天狂揍日本監工
張世杰腿老痛。這是67年前落下的毛病。
1944年，他19歲，年輕力壯。那時，他的家鄉河北省武強縣已經是日本占領區。
秋后的一天，張世杰到縣城去賣土布，被日本憲兵隊抓住。當時，和他一起被抓的有六七個人，塞滿了兩汽車，被送到了河北衡水。
張世杰等人被關進監獄，住了10多天，又被用悶罐子車送到天津塘沽。
成千上萬的中國勞工被集結到這里。他們每人能分到兩個窩窩頭，還是變了味兒的。如果不吃，只能挨餓。張世杰記得，當時的塘沽，天天都有勞工不幸死去。
幾天后，張世杰和幾百名勞工一起，被趕進一艘貨輪，送到日本一個港口。之后換船，將他們送到長崎。
張世杰最終的去處，是長崎戶町三菱煤礦株式會社。他的工作，是下煤井挖煤。
早上5點起床，下井。一個三四米寬的洞(作業面)，一天要挖出三十車煤。如果挖不出來，就不讓“下班”。張世杰記得，弄得慢了，挨打是家常便飯，有時一天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
那時候，張世杰和很多勞工一樣，都不喜歡上白班。因為在上白班的時候總有日本的領導下井檢查，那些看護的日本人格外嚴格，經常對他們拳打腳踢。張世杰說，盡管他比較有“眼力見兒”，但腿也沒少被踢。
但是，勞工們喜歡的夜班也因為一個叫“小瞎子”的日本看護者給毀了。
這個日本人只有20多歲，因為右眼瞎了，勞工們私下就這么叫他。夜班一般是晚上直到凌晨。其間，“小瞎子”要睡覺，就給勞工們規定超多的裝車量。每過一兩個小時，“小瞎子”會醒來查看，如果裝得不夠，就要打人。
這樣的艱辛下，中國勞工想到了逃跑。
一天，一名中年勞工在下井前偷偷跑了出去。看守的日本人到處去找，也沒有找到。
但是，兩天后，這名勞工自己回到了礦區。因為他們勞作的地方是一個小島，四周都是水，這名勞工逃不出去，又實在餓得慌，只好跑回來。
在被一頓暴打之后，這名勞工只得再次和張世杰他們一起下井。
日本人對勞工的看護更嚴了。逃跑未遂的經歷，也讓勞工們不敢“暴動”。
好在形勢正在好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
那一天，張世杰本應該上夜班，到第二天早上6點才能出井的。
看守他們的日本人突然下井，跟他們的同伴說：“東亞戰爭完了。”
然后，看守的日本人說，不用干活了，你們上去吧。這時，才是晚上12點。
張世杰好高興。一出井，發現勞工們都跑出來了，高興地大喊大叫。
他們想到了“小瞎子”。把“小瞎子”抓來后，大家對他一陣暴打，發泄積累近一年的怒氣。一名日本看守的隊長見狀，說“打死不行的”，用雙腿夾住“小瞎子”的頭，讓勞工們揍他的屁股。
中國勞工吃上了白米飯。在此之前，他們吃的是帶糠的棒子面兒。
因為沒有船，張世杰直到當年春節時，才坐上美軍的軍艦，回到了塘沽。
他是幸運的。
被抓到日本的勞工有4萬多人，死亡約7000人。僅去三菱材料公司9個工地的2709名中國勞工，就有466人不幸死亡。
回國后，張世杰當了兵，之后收廢品，在北京定居下來。他有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
他希望，日本企業和政府能有誠意解決被強擄勞工的問題。
中國勞工聯合會會長、當年被強擄至日本的勞工崔書進說，“不解決行嗎？不解決，我們子子孫孫找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