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剛剛結束的溫家寶總理訪日“融冰之旅”，將去年開始轉圜的中日關系沿著“戰略互惠”軌道向前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盎诠餐瑧鹇岳娴幕セ蓐P系”（以下簡稱“戰略互惠關系”）在近期已成了引領中日關系發展的目標動力。那么，在構建這種關系中，應如何做到趨利避害、積極推動這種關系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
·中日關系首次以“戰略”定位
要回答上述問題，首先有必要了解“戰略互惠”構想是在中日關系的何種歷史階段中提出的、它的歷史定位是什么？
從中日邦交正常化35年來的中長期視角來看，中日關系就其總體特征而言經歷了1972～1992年的“前20年蜜月期”和1993～2007年（至今）的“后15年重新調整、重新定位期”。而在“重新調整、重新定位期”內，中日關系經歷了1995～1997年和2001～2006年兩輪“政冷低谷期”和1998～2000年和2006～2007年的兩輪“走出低谷期”。
由于“對華穩健派”政治家執政等因素，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短暫“政冷期”在世紀之交看起來得到了較為順利的調整，中日關系得以暫渡難關。然而，彼時中日關系已經出現了結構性矛盾的前兆，在地緣政治板塊上開始出現初期碰撞的不和諧。鑒于當時情況，中國已經開始向日本提出進行戰略對話和推動戰略合作，但日方一直拒絕在中日關系上使用“戰略”詞眼。日本各界當時的反應是，“戰略”一詞只能用于日美關系，日中關系不能被等同視之。其后，日本政府又執意把中日“戰略對話”降格稱為“綜合政策對話”。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系曾有過兩次重大的階段性定位，一次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宣示的“和平友好關系”，一次是1998年《中日聯合宣言》倡導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前一次是推動形成了20年的中日蜜月期，后一次是要克服兩國開始出現的結構性矛盾，建構面向21世紀的新型中日關系。然而，進入21世紀后，由小泉內閣對華政策造成的長期“政治僵冷”，使中日關系全面倒退到了一個“何去何從的危險水域”，凸顯了中日關系面臨著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到了兩國非要從戰略高度并以具體措施切實加以解決的時候。也就是說，“友好合作”要講，但光講“友好合作”已不足以充分解決中日關系面臨的新問題。
日本決策層在解決新世紀內政外交重大問題的過程中，終于開始認識到了建立中日戰略關系的必要性。安倍上臺伊始就提出要與中國建立“戰略互惠關系”即為體現。
而“戰略互惠”的基本精神，在溫總理訪日時發表的《中日聯合新聞公報》中表述得很清楚，即“今后中日兩國將全面發展在雙邊、地區及國際等各層次的互利合作，共同為兩國、亞洲以及世界作出貢獻，在此過程中相互獲得利益并擴大共同利益，藉此推動兩國關系發展到新的高度”。
·如何落實“戰略互惠”是共同課題
一般來說，信任是合作和互惠的前提條件。然而，中日之間最大的問題現恰恰在于相互缺乏充分的戰略互信。在此背景下，如何將“戰略互惠”這一新的定位從字面落實到實踐，是擺在今后中日兩國面前的共同課題。像法德關系那樣，先在政治安全層面達成完全的和解和互信，然后以政治主導全速推進兩國戰略關系的構建以及在區域一體化中的合作，這確實是一種高效而績優的理想模式。但是，現在的中日關系遠比當時的法德關系復雜，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民眾感情和輿論氛圍都還是相對脆弱的，兩國在過去、現在和未來領域都存在尚待克服的障礙藩籬，無法期望一朝一夕達成完全的政治互信。
在這一大背景下，現實的辦法是，在致力于推動達成政治互信的同時，以“信任也是成功合作的產物”的思維大力推動成功的具體合作。即兩國首先明確戰略共識和原則性意向，其次探討和規定可能的具體合作領域，然后在落實中逐步建立起相互信任關系。
溫總理訪日推動兩國進一步構筑“戰略互惠關系”，采取的正是這種齊頭并進、雙管齊下的方式。在與安倍首相會談中提出的“積極推進的六方面工作”中和在國會演講《為了友好與合作》中，首先提出了相互守信和信任的重要性；在《聯合新聞公報》中關于戰略互惠關系基本內涵和具體合作項目的內容中，包括加強高層往來、防務對話以及人文交流等，大半強調的也是增進互信問題，目的即為克服兩國間的信任缺失和安全困境，增強雙方的戰略互信，建立促進相互信任的機制。
同時，中日兩國在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上有著共同利益，而中日兩國相互依存的經貿關系更對各自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正如《聯合新聞公報》的“加強互利合作”一欄中以大部篇幅描繪的具體合作項目那樣，兩國政府力求在經貿、能源和環保等互利領域、地區和國際事務合作以及東海問題上取得合作的突破，即謀求在合作過程中相互獲得利益并擴大共同利益，以緊密結合的共同利益帶動相互信任的形成和深化，再以此推動兩國關系向新的高度和新的層次躍進。事實上，本次《聯合新聞公報》以如此重彩濃墨具體確定上述寬領域、多層次的互惠合作內容，也是以前歷次中日政府聯合文件所沒有過的。
·走出不信任刺激不信任的怪圈
伴隨溫總理訪日以及雙方取得的具體成果，我們可以看到，中日關系可能出現一種在建立互信上的良性循環：高層交往越活躍頻繁，兩國輿論報道越正面積極，兩國政治氛圍越得以烘托和改善。以此，可以壓制右翼勢力“妖魔化中國”的市場和毒化日本國民對華認識和情緒的影響，增加兩國人民之間相互信任的積極材料，在兩國之間形成“信任增加信任”的良性互動，走出不信任刺激不信任的惡性循環。
同時，這種正面出擊、深入工作的成效，還可以牽制日本領導層參拜靖國神社、掀刮“歷史翻案風”的動向，使他們感到走回頭路既要背上多重背叛的歷史污點，又要承擔破壞國家關系大局的政治責任，從而積極引導中日關系向健康穩定的方向持續發展。
由此可見，中日關系正處在一個機遇與挑戰并存、機遇理當大于挑戰的關鍵轉折時期。在這個“戰略機遇期”，中日兩國致力于構筑“戰略互惠關系”，在調整相互矛盾的同時發展共同利益，力求實現合作大于競爭、協調大于摩擦，應該說開啟了中日關系的新階段，在兩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作者：吳懷中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對外關系室研究員）（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編輯：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