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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Federal Reserve）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今年2月在華盛頓特區發表的一次演講中談到，盡管付出了各種努力，不過，這個國家的就業率回升到危機之前5%左右這一讓人更寬慰的水平可能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演講結束后，當被問及，目前這一輪政策在6月結束后，美聯儲是否有必要推出另一輪所謂的“量化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QE）政策時，伯南克回答說，“美聯儲將會按其以往的方式做出決策”——也就是通過觀察各種經濟指標來做出決策，其中就包括失業率。幾個月以來，美國的失業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如果美國的失業率持續高企，美聯儲出臺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QE）政策的可能性就將不斷增加。但如果美國繼續執行QE政策，將會在世界各地遭致抗議，其中的代表就是中國。

前兩輪量化寬松政策分別于2009年3月和2010年11月開始實施，期間，美聯儲大量印鈔用以購買銀行的債券以及抵押貸款證券——購買的目的旨在刺激美國的經濟發展，降低借貸成本。但是，全球各地都能聽到這樣的批評：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同樣觸發了全球商品價格的急劇飆升，北京的官員對此深表認同，并稱，熱錢因此流入了自己的國家。他們認為，如果出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也將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就這種擔心的理由是否充分的問題，專家各執一詞。

上海復旦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田素華指出，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對中國的影響比第一輪更大。“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只是通過貿易渠道影響到了中國，而在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期間，美國的銀行和抵押貸款公司發放信貸的能力得到了加強，所以，貨幣乘數（money multiplier）（也稱為‘貨幣擴張系數’或‘貨幣擴張乘數’）放大了中國受到的影響。”他談到。

位于美國華盛頓特區的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CSIS）的查爾斯·弗雷曼（Charles Freeman）則反駁說，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的主要影響是政治性的。“它讓北京對美聯儲的美元長期政策頗感緊張，中國政府擔心，美國會長期奉行弱勢美元政策（weak dollar policy）。” 曾任職美國對中國事務貿易代表助理的弗雷曼談到，“最近，中國對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施壓，要求它們再次保證，量化寬松只是短期政策。”

美國財政部負責經濟政策的前助理部長、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國際經濟政策教授菲利普·斯瓦格（Philip Swagel）認為，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的總體影響，尤其是對中國的影響，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顯著。“中國的過度反應是毫無緣由的。”他談到，“總體來說，這個政策是美聯儲發出的一個信號，它不能讓美國發生通貨緊縮，并且將有積極的表現如果美國經濟未能反彈。最終，這一政策對于國內經濟以及在國際社會造成的溢出效應也是相當有限的。”

通貨膨脹惡化

然而，盡管該政策的影響相對較小，不過，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經濟體而言，溢出效應則是在一個敏感時期發生的。上海復旦大學的金融學教授鄭輝認為，自前兩輪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以后，在全球市場流通的美元更多了，從而降低了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比價。他還談到，因為國際商品是以美元定價的，所以，從石油到白糖，所有大宗商品的價格都上漲了。

舉例來說，3月，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價格指數（FAO Food Price Index）——記錄一攬子食品國際價格每月變動情況的指標——平均為230點，比2月的峰值下降了2.9%，但比去年3月則上漲了37%。與此同時，石油價格則觸及到了每桶120美元的高位，這是兩年多來的最高價格水平，當然，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動蕩也是影響目前石油價格的重要因素。

然而，鄭輝并不是唯一強調美聯儲這種寬松貨幣政策應該為商品價格的上漲承擔某些負責的人。正如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的一份報告指出的：“從全球來看，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商品價格的迅速上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種政策既刺激了人們對商品的實際需求，同時也促使更多的投資流向了商品市場。”

對中國來說，商品價格的變化非常重要。在擔心公眾對能源和食品的更高支出出現強烈反應的時候，高企的商品價格讓這個依賴進口的經濟體感到日子很不好過。“除了繼續從全球進口這些商品以外，中國沒有多少選擇，”鄭輝表示，“即使原油價格和食品價格不斷攀升，中國也不太可能減少在進口這些商品上的開銷。”

然而，馬里蘭大學的斯瓦格認為，“中國自己的貨幣政策本身就存在問題，中國通貨膨脹的最大驅動因素是中國的貨幣政策。中國一直讓人民幣保持弱勢，并與美元‘軟掛鉤’（soft peg），從而導致過多的貨幣在這個經濟體系中流通，并最終抬高了通貨膨脹。”

這個國家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一直在與通貨膨脹抗爭。舉例來說，4月初，它出臺了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措施，以收緊信貸，同時，它還將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提高了25個基點，這是今年第二次提高基準利率，也是自去年年初以來的第四次提高基準利率。在此期間，中國人民銀行還稱，將允許人民幣在更大范圍內兌換，而不僅限于包括美元在內的七種貨幣。外匯交易員認為，這一舉措有助于減少美元在決定中國貨幣價值上的權重。

推卸責任

對美國而言，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是用以提振這個國家經濟的幾種政策杠桿之一。“因為美聯儲的職責就是調節經濟運行，創造就業機會以達到充分就業，所以，核心問題是，在當時，2010年，用以加速經濟復蘇的可用手段都是什么呢？”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麥克?戴斯勒（I. M. (Mac) Destler）教授問道。他認為，美聯儲已經將利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了，進一步降低利率的空間很有限。“當時的另一個選擇是全新的經濟刺激計劃。然而，從政治上來看似乎并不可行。所以，另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就是僅有的幾種選擇之一了。”

但是，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的出臺時機并不“走運”，政策的推出恰好在11月于漢城舉辦的G20峰會（G20 Summit）的前幾天，戴斯勒談到。“但是，就美國政治而言，這一時機是合情合理的。美聯儲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具有黨派性，不想讓自己看似在支持民主黨政府。因此，在中期大選剛一結束，它就宣布將實施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而這個時間剛好處在漢城峰會召開之前。”當全球領導人在漢城聚集一堂時，包括巴西、印度和韓國在內的幾個國家，與中國一起對美國的政策提出了批評。“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讓美國在與中國關于世界經濟重現平衡的爭論中只能采取守勢。因為中國對量化寬松政策感到不滿，同時，其他國家也加入了批評美聯儲舉措的陣營，所以對美國來說，在漢城峰會上讓其他國家和自己一道在貨幣升值等議題上說服中國就變得更加困難了。”

戴斯勒認為，伯南克本來是可以通過在國內外說明出臺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的緣由而避免遭到批評的。“他本可以解釋清楚的是，對美聯儲來說，為刺激美國經濟，推行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的舉措是必要的；此外，該政策在國際社會產生的溢出效應也是可以掌控的，而美國經濟更為強勁的復蘇則會讓全世界經濟受益。”

第三次會走運嗎？

復旦大學的田素華告誡說，美國出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的巨大風險在于，美元的信用將會因此而受到挑戰。“如果全球各個國家在進行國際貿易時避開美元，那么，美元就會回流到美國，這對美國來說會是個嚴重的問題。”

復旦大學的鄭輝認為，如果美聯儲進一步推行寬松政策，那么，中國很可能不得不讓人民幣升值。“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等同于美元的另一輪競爭性貶值（competitive depreciation）。因為人民幣與美元‘軟掛鉤’，所以，人民幣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也會降低。從而，日本和歐盟等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就會深受不公平的貿易劣勢之苦。從這個角度來說，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將會對北京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形成壓力。”

但是斯瓦格表示，讓人民幣進一步升值對中國的經濟有好處。“中國應該允許人民幣升值。強勢的人民幣可以有效降低信貸的增長，而且能有效抑制通貨膨脹。同時，即使人民幣升值對出口部門有負面影響，中國也有其他選擇來保持其經濟強勁增長。”

根據“中國金融在線”（Finance China）報道，最近，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資深研究員預測，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導向型企業的影響不會像很多人擔心的那么顯著。雖然出口產品的價格會提高，不過，人民幣升值也降低了重要部件的進口成本。

至于說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是否會刺激熱錢流入中國的問題，最近的數據表明，該政策的影響可能很小。《金融時報》的《中國投資參考》（FT China Confidential）2月份發布的一份報告稱，中國外匯管理局估計，通過資本賬戶流入中國的熱錢，從2009年的1萬億美元，減少到了目前的2，900億美元，這表明，即便在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中國也有能力有效控制資金的流入量。

或許，第一輪、第二輪以及或許會推出的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更會導致的結果，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口水戰。“兩個國家都在為自己的問題而指責對方。”斯瓦格表示，“事實上，美國的問題并不是中國引起的，反過來，中國的問題也不是由美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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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沃頓知識在線 編輯：崔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