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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成員國目前正在為新的總裁侯選人物色人選。歐洲各國領導人基本上都把目光鎖定了法國財政部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將她作為本國所青睞的候選人。德國總理默克爾率先表明自己的態度。此時距離卡恩遭遇“性侵”指控后剛過了不久。卡恩被控在紐約一家酒店性侵一名女侍者，并于5月18日為此黯然辭去了IMF總裁一職。6月，IMF執委會的24位成員將齊聚一起，指定一名卡恩的繼任者。在默克爾看來，“完全有理由”遵循傳統，繼續由一名歐洲人統領該機構，以便在幫助歐元區擺脫債務危機上發揮關鍵的協調作用。歐洲國家在IMF擁有接近36%的投票權，因此極有希望輕松贏得多數支持票。

但是，歐洲的計劃也可能遭遇挫折。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國掌握IMF執委會中最大比例的投票權（17%）。該國很可能扮演一個攪局者的角色，讓很多歐洲領導人所希望看到的卡恩繼任策略落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森（Simon Johnson）說：“這并不一定是已經敲定的事情。如果（除了法國人拉加德）還有別人，并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美國也可能對其表示支持。”

如果美國占據上風，那么位于華盛頓特區的IMF將自1944年成立以來第一次迎來一名非歐洲的掌門人。沃頓商學院和其他各方專家均認為，這無疑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原因不止一個。比如說，這一變化或許標志著很多跨政府間組織高層的大規模換血，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高層會越來越多。這一趨勢始自世界銀行。現任世界銀行行長、美國人羅伯特·佐利克的任期將于明年屆滿。與IMF一樣，問題依然在于是否應該認真考慮一名來自歐美牢固陣營之外的繼任者人選。

其他國家盡管尚未聯合起來就IMF總裁候選人達成共識，但仍有幾名來自亞洲的競爭者，包括新加坡財長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um）、韓國經濟學家司空一（SaKong Il）。此外，南非財長曼紐爾（Trevor Manuel）、墨西哥央行行長阿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in Carstens）也被提到可以作為候選人。

諾貝爾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4月份的一次會議上曾指出：無論誰將繼任IMF的掌門人，亞洲經濟體的成功意味著他們“最有可能”在IMF規則制定的舞臺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這項工作長期以來一直是工業化國家所把持的。IMF自從成為187個成員國經濟政策的監督者與金融穩定的推動者，就深受美國和世界其他發達經濟體——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的影響。這五大IMF成員國都在執委會擁有常任席位，而剩下的成員國則被分為19個組，每組僅有一名執委會成員作為代表。他們的投票按照各自向IMF繳納的會費計算權重，即所謂的“配額”。

其他人也同意斯蒂格利茨的看法：IMF的模式已經過時，中國等國家的代表權嚴重不足。沃頓商學院國際銀行學教授理查德·赫林（Richard J. Herring）堅持認為：“IMF執委會席位的操作方式是世襲的歐洲權利模式，它必須走向終結。”他說：“如今的經濟中心和金融實力向亞洲的偏向十分明顯。IMF早該重新分配投票權，世界銀行也要能更好地反映當前的經濟和金融現實。”

約翰遜又指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于IMF是否能夠成為“公平對待所有國家的俱樂部”。

順應時事

那么，IMF除了順應新局面，還有別的選擇嗎？沃頓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富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說：“如果IMF繼續被外界視為一個歐洲機構，就會越來越無法順應時事。”這一發展趨勢似乎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以來，新興市場國家已經找到了替代性手段解決本國的金融動蕩，而非依靠IMF提供的幾百萬美元貸款和其他援助。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原因之一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10年之前的拉美債務危機結束之后，這些地區的國家一直在不斷擴大資金儲備。

把持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其中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這可以幫助各國避免產生對IMF借款的依賴性。過去，向IMF借款往往會附加很多繁苛的條件。例如，希臘如今不得不采取財政緊縮措施，就是IMF和歐盟“一籃子救助計劃”所炮制的部分“條件”。根據IMF的數據顯示，目前僅中國一國掌握的外匯儲備就高達3萬億美元以上。今年，亞洲其他的發展中經濟體有望積累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拉美和加勒比經濟體的儲備則將超過70億美元。

一些觀察家認為，卡恩起碼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他承認有必要解決擁有2400名工作人員的IMF的失衡問題。例如自2007年起，在卡恩的主持之下，IMF同意改革配額制度。這次改革的一個重大轉變就是，中國的投票權比例將從2.9%上升至6%左右。IMF還放寬了援助“條件”。正是因為那些條件，導致IMF在上世紀80、90年代時極不受援助接受國的歡迎。與此同時，IMF還建立了更加靈活的信貸額度。那些經濟政策完善的國家有資格在危機發生之前就獲得IMF的注資。根據IMF今年春天發布的一份報告，該組織已經和過去的觀點一刀兩斷，目前他們贊同各新興經濟體政策制定者的觀點，認為資本控制在有些時候比嚴格遵守開放的資金流動更有利于一個國家。

重振士氣

在所有爭議之聲中，IMF的新任總裁將接過一個不同于卡恩所領導的組織。卡恩對IMF治理方式、貸款條件和資金流動政策的改革，令該組織中一些經濟增速最快的新興市場成員國改變了對IMF的印象。此外，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之后，IMF明確支持政府刺激消費的計劃，后來還成功應對了歐元區債務危機。這些都提升了IMF的形象。

“（卡恩）最重要的（挑戰）在于，IMF作為一個有效、公正組織的聲譽每況日下，因此該組織的士氣有些低落。1997年在亞洲，接下來的1998年和2001年在巴西、俄羅斯和阿根廷，都是這種情況。”沃頓商學院國際管理學教授馬洛·吉蘭（Mauro Guillen）這樣指出。他說：“那時候的IMF作為一個組織，正在努力地重新定義自己在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的全球經濟中的角色。”卡恩的黯然下臺究竟會給IMF造成怎樣的破壞，尚有待觀察。但是吉蘭指出，IMF新任掌門人需要進一步提高該組織的存在價值。

最重要的或許是，衡量IMF新總裁的方法有助于防止另一場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同時這也意味著更多地參與全球匯率問題的討論。例如，IMF一直以來都比較支持這樣一種觀點：中國應該允許人民幣升值并提高對其他貨幣的流動性。來自華盛頓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黃育川（Yukon Huang）專家認為，一個歐洲繼任者很可能會保持這樣一種觀點。但是如果是來自新興經濟體的人選繼任，就可能會給予中國更高的自由度，以決定人民幣的管控方式，并承認維持較低的匯率仍是該國的重要工作，對世界經濟增長也至關重要。

就中期來看，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很可能貶值，這也是一個熱點問題。世界銀行發表的一份全新報告《多極化：全球新經濟》（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預計，截止2025年，人民幣將同美元、歐元一道，共同成為世界儲備貨幣。從摩根士丹利退休的執行董事、世界銀行前經濟學家沈兵（音譯，Bing Shen）指出：一個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IMF掌門人，或許會比歐洲人更愿意鼓勵“鞏固人民幣作為儲蓄貨幣的地位”的政策，甚至還會與中國央行合作，鼓勵其他國家使用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

危機歐元區

隨著掌門人更替的時間越來越近，歐洲如此拒不讓步，堅持保持（由歐洲人擔任IMF總裁的）現狀，又是否合理呢？德國總理默克爾稱，歐元區危機需要IMF的總裁是一名歐洲人，特別是要能繼續卡恩的工作。作為法國前財長的卡恩曾幫助希臘湊齊1100億歐元的救助金，另外還幫處于掙扎之中的歐洲其他經濟體籌得了750億歐元的資金。這些錢全部由歐洲其他國家和IMF合作支付。

其他人并不同意。“這種立場根本不合邏輯，”雷克斯·瑞菲爾（Lex Rieffel）這樣表示。他是布魯金斯研究所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這是一家位于華盛頓特區的非營利性公共政策研究組織。他說，按照這個邏輯，“亞洲出現問題的時候，就應該找一個亞洲總裁；拉美洲出現債務危機的時候，就該任命一個拉美洲的總裁。”

由歐洲人負責處理歐洲債務危機，可能引發利益沖突，沃頓商學院的艾倫教授也指出。他說：“之所以（歐洲人）未能說服私營部門投資者承擔（希臘債務的）重擔，是因為IMF總裁希望照顧歐洲。”艾倫說，直到卡恩被捕之前，他都是贏得法國未來總統大選的熱門人選。與此同時，歐洲央行和歐盟也一直拒絕希臘的債務重組，因為他們擔心這樣會引起整個地區銀行業的崩潰。（但是法國的拉加德目前卻表示，愿意接受希臘債務重組。）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利坦（Robert E. Litan）表示：現在，希臘不得不戰戰兢兢地只身應對救市一籃子計劃，重組反對者們只是在“拖延不可避免的事實發生”。

沈指出，相對而言，如果由新興市場國家的人出任IMF總裁，就不太可能會低調處理歐元區的債務危機。“希臘債務困境的真正癥結在于銀行不愿‘自斷其尾’。”沈指出，此外也沒有得到預先承諾的全部資金。他說：“如果希臘希望得到IMF更多的幫助，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某個人或許會站出來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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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沃頓知識在線 編輯：崔旭燕）